林 纾

姜丽丽

林纾，原名群玉、秉辉，字徽，又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晚号六桥补柳翁、践卓翁及蠡叟等，学者常称其为闽侯先生。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52年1月8日）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一个小商人家庭。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

林纾出身贫微，十一岁跟同县薛则柯先生学习古文，培养了学习兴趣，曾以“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为座右铭。十六岁到台湾并渡过三年时光。十九岁因祖父母及父亲相继故去，家境更是凄凉。二十岁起患肺病，10年间发病十余次,常咳血，但他仍坚持苦读,“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他不仅博览群书，还向温凌陈又伯学画，纵情诗歌，乡人视之为“狂生”。毕生力学，反对好游，认为“力学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渐渐向明；好游是乐事，然如傍晚出户，趋凉而行，渐渐向黑”。林纾早年的刻苦为其以后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光绪八年（1882），林纾中壬午科举人，此后，终其一生，7次赴会试皆落第，遂抛弃入仕之念。其后虽有多次入仕机会亦尽皆放弃。二十一年（1895）林纾北上京师，与陈衍、高凤歧、卓孝复等上书，抗争日本占我辽东、台湾、澎湖诸岛一事。二十四年（1898）春北上京师，见到林旭，谈论变法维新之事。二十七年（1901）林纾以布衣身份到京师入金台书院讲习，自此留寓北京二十余年，先后在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闽学堂（旅京闽人所建，以宣武门外福建会馆为校舍，在今宣武门外大街南头路西，老门牌64号）、高等实业学堂、正志中学、励志学校和孔教大学任教。林纾在各校任教的时间往往交错，一生从事教学，即使是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到励志学校、孔教大学授课，足见其勤勉。其间虽几度中断教学，然终未脱离教书生活。

林纾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都后，长期旅寓宣南，其具体寓址不详，林纾年谱及《畏庐诗存》中亦无明确记载。赵洛《林琴南的室名别号》一文中，从林纾友人黄秋岳和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的记叙中考证，认为“他京寓书斋在宣南校场头条。这里离他初来京供职的五成学校（今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附近）很近。林纾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从1901年来京到1924年逝世”。《燕京访古录》则记：“顺治门外永光寺街，有畏庐在焉，吾师林琴南先生故居也。先生侨居北平三十余年，终老于此。其门楹有书联云：‘扪心只有天堪恃，知足当为世所容’。盖自况也。”林纾居京期间，交游甚广。与礼部侍郎郭会炘晤于京师榕荫堂（宣武区福州新馆内，骡马市大街旧门牌35号），郭推荐林纾取备特科，林纾不赴试。三十四年（1908），御史赵启霖纠劾亲贵被斥归，林纾集同志在宣南龙树院为之送行。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沈瑜庆在陈宝琛家中宴请林纾、梁鼎芬等人。

林纾的大半生都是在著译和绘画中渡过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妻子亡故，中年丧偶，郁郁寡欢。此时从法国归来的王子仁（号晓斋主人）与之相遇，曾提起巴黎小说家中仲马父子最知名，《茶花女》尤为小仲马极笔，引起林纾极大兴趣，于是与之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译笔凄婉有情致，内容新鲜，轰动一时。从此林纾走上了翻译外国小说的道路。二十九年（1903）林纾在京师译书局主翻译，与魏易合作译书，伍昭扆在林纾宣南寓所春觉斋中见之，二人讨论欧美文学，林纾叹息年老未能学习西文。因为林纾虽然是翻译家却不懂西文，译书全靠别人口述，其译笔速度惊人，“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口译者话音刚落，他的译文就写好了。其作品来自英、美、俄、西班牙、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大小仲马、狄更斯、雨果等一大批世界名家。林纾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由于林纾不懂西文，翻译时难免出错，误译、漏译情况也都存在，而且他还翻译了一批二三流的作品，但是他的许多译作和翻译使用的语言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使用，所以不能否认林纾在近代译书事业上的巨大贡献。除此以外，林纾还自行创作长篇小说《金陵秋》、《京华碧血录》、《官场新现形记》、《劫外昙花》、《巾帼阳秋》等多以国事爱情相互交融的作品。同时还创作以社会事件为题材的戏剧《天妃庙传奇》、《合蒲珠传奇》、《蜀鹃啼血》等。但这些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多不够成熟，影响也远不如其翻译小说。

林纾喜欢古文，尤宗韩、柳，少年时博览群书，中年后读书惟有诗、礼、左、史、南华及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其论文体现意境、识度、气势、神韵，文必已出。林纾在五城学堂与吴汝纶共论古文，吴称其文“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论文遵桐城，但他是不承认自己有文派的，一次康有为问他为何学桐城派，林纾很不高兴。他毕竟是个小说翻译家，注重《史记》、《汉书》对人情事态的逼真描写，敢于冲破桐城不以小说语入文的文律，成功地将古文运用在翻译西洋小说之中。林纾喜欢吟诗作画，宣统三年（1911）与樊增祥、罹惇曧等在宣外南横街集为诗社，聚会也多选宣南胜地，林作画，众系以诗。林纾擅画，虽年老亦伏案作画不辍。闽中一带水灾，林纾将卖画所得百金助赈。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林纾以“清处士”自居，度其晚年。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于馆舍之中，年七十二岁。他留下的译作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等。

摘自《清代宣南人物事略》

包 世 臣

袁碧荣

包世臣，字慎伯、绳伯，号倦翁、安吴先生、小倦游阁外史，室名有小倦游阁。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安徽泾县人。父亲以教蒙馆为业，家境清贫。

嘉庆元年（1796），包世臣受知于中江讲院侍御程世淳。程非常赏识他的才能，荐于徽宁道宋熔，自此入宋幕。时值天久旱不雨，宋熔有意要见识一下包世臣的才学与志向，命其作诛旱魃文。包世臣平时关心民生疾苦，下笔立就，洋洋万言，博得宋熔的激赏，一时传为佳话。嘉庆二年（1797）至嘉庆四年，包世臣负笈出游，入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等地，发现当时地方官擅漕利，极为忧虑，多次指责漕运利弊。随后，受聘入安徽巡抚朱珪、湖北布政使祖之望、陶澍、川楚左参赞明亮幕府。嘉庆六年（1801），才在扬州安顿下来。次年，应召到上海征集兵勇，征剿海盗，历时半年，曾一度寄居在李兆洛家，得以博览群书。

嘉庆十三年（1808）秋，包世臣得中恩科举人。此后，自嘉庆十四年（1809）至道光十五年（1835），包世臣先后十余次进京会试，均未能中试，每次居京不过几个月，大都寄寓米市胡同安徽泾县新馆（今北京宣武区米市胡同中部路东64号）。其间，嘉庆十四年入都应试时，包世臣试毕候榜，曾访檀柘、大觉名胜，由西山边墙游历易州、怀来、密云、顺义等地，乃作《畿辅形势论》及《密云税口说》。嘉庆十六年（1811）春，应试入都时，结识阳湖恽子居。考试后，应刑部尚书金光悌之招，包世臣到他家襄核秋审册。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入都时，刑部尚书韩崶出手谕，命司员将现行律例有未安者，各献其疑，以凭奏明修改，包世臣以知律有名于时，刑部总办主稿常来向他请教。

道光十五年（1835），包世臣再次入都会试，值大挑，以知县发江西。十八年（1838）包世臣赴赣出任新喻县令，政绩斐然，但因锋芒太露，得罪权贵，一年后被排挤去官。晚年寓居南京，以卖文鬻字度日。咸丰五年（1855）卒，享年八十一岁。

包世臣是晚清著名书法家，备得古人执笔运锋结体分势之奇，故推为书家正宗，其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他的墨迹辑为《倦游阁帖》。《艺舟双辑》是其书法名著，此书即写于米市胡同寓所。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闭户读碑帖，写成《广艺舟双辑》，成为康有为最著名的书法艺术著作，康有为自称是续包世臣此作。前后两部《艺舟双辑》也是一段历史佳话。道光四年（1824），包世臣作《书品》，纵论有清一代书法家，大都收入姚觐元所辑《咫进斋丛书》，题名为《安吴论书》。

包世臣学识渊博，尤重致用，是晚清经世派著名学者。所著《中衢一勺》三卷，详述海运、漕粮之途径与方法，大受赞誉。另有《齐民四术》十二卷，辑入包氏论农业、教育、断狱和军事方面的文章。道光二十四年（1844），包世臣汇集以上两书及《艺舟双楫》、《管情三艺》刊出，题名《安吴四种》。包氏还有《倦游阁集》三十卷，未刊。

摘自《清代宣南人物事略》

郭 嵩 焘

胡程万

郭嵩焘，乳名龄儿，学名生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或作云仙、筠轩、仁先，别署玉池山农，晚更号玉池老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1818年4月11日），湖南湘阴人。其父名家彪，字春坊，行医为生，其母张氏，为一中国典型传统妇女，重视其子学业。

郭嵩焘自小在家读书，十一岁入私塾。道光十五年（1835），郭嵩焘与当地人陈兴垲之女陈隆瑞结婚，同年中秀才。中秀才后入读长沙岳麓书院，其间结识了后来成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刘蓉，三人成为莫逆之交。道光十七年（1837），郭嵩焘乡试中举，时年未满二十，且结识了不少豪杰名士，自是意气风发。同年入京会试，未中。其后又四次入京会试（前两次来京，寄住地方不详）。二十四年（1844），应会试第三次重抵京师，曾寓绳匠胡同的关帝庙。后曾国藩搬家至前门内碾儿胡同，住房宽敞，郭移居曾家。此次住京四百多天，参加两次会试。道光二十七年（1846），第五次参加会试，此次住曾国藩家附近的张相公庙（在阎王庙街，即今宣武区延旺庙街）。

郭嵩焘前两次会试未中，家中经济又较困难，为了生计乃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府。鸦片战争时与罗一同参与战守事宜。道光二十七年（1846），第五次会试中贡士，选庶吉士。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1849、1850），母、父相继去世，他在家守制。其时，外患日重，社会动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说服曾国藩出来创办湘军，于湘军建军，无论在筹兵或筹饷上都出了不少主意。咸丰七年（1857）底，郭获授翰林院编修，赴京，住宣武门外大街善化会馆。因为无繁重的实际工作，郭得以常去琉璃厂看书观画，尊古斋（后改名为通古斋）、文贵堂、师竹斋、典古斋、集古斋、蕴真斋、韫珍斋等是其常常留连之处。八年（1858），三次受咸丰帝召见，并奉命入值南书房，同时结识大批达官显贵。九年（1859）九月，奉诏赴山东诸海口查办正杂厘税诸事，虽然奉旨办事，号称钦差，却不惊动州县，也不常住公馆，费用自理，此在当时官场是绝无仅有之举。郭一路详加考查，极力为清廷开拓利源，但由于官场险恶，其想法成为泡影。年底回京。翌年二月，请病假回籍。

同治元年（1862）五月，郭嵩焘到上海就任苏松粮储道，并襄办军务，不久李鸿章又要其兼管厘金总局。在上海，他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军事科技。二年（1863）六月，署理广东巡抚。在广东任上，郭嵩焘参加了对太平天国余部的镇压。办理洋务有理有节，甚为顺手，不动声色地帮助解决潮州入城事件。由于督抚同城之弊，加之郭嵩焘乃激越之才，郭与两广总督毛鸿宾不和，受毛压制，心颇郁闷。后又和左宗棠交恶，同治五年（1866年3月）丢官回籍。此后，在家闲居八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中日琉球渔船事件发生，日军犯台，五月，清政府命沿海各省筹防，六月初八日诏命郭嵩焘等干才能吏赴京商量，年底到京，和曾国荃等同住北京宣武门外西砖胡同内的法源寺。到第二年二月初三日才移居延旺庙街地藏庵后进。在法源寺居住一个多月。光绪元年（1875）二月，授福建按察使，三月底离京，赴任前上《条议海防事宜》折，认为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五月就任按察使。
郭嵩焘在福建任上仅两月，由于这一年正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与缅甸边境，迎接自印度来的英国探险队时被戕，中英发生外交纠纷，史称滇案。在英国压力下，清政府被迫派员赴英通好谢罪，郭嵩焘奉诏回京（此次回京住所不详，后移居后铁厂住宅），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旋署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他赴英前，又上疏指责曾负责处理马嘉理事件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举动乖方”，要求对岑严加议处，更为许多人不满，成为众矢之的。既要和洋人打交道，又是去道歉谢罪，在许多封建士大夫看来，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岂能去做这样屈辱可耻的事，但郭嵩焘毅然受命，接受了这一差使。于是遭到许多讥讽嘲骂和攻击，他的一些同乡甚至要捣毁他家住宅。当时流传一副对联，对他极尽挖苦嘲讽：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光绪二年（1876）八月初二，授礼部侍郎。十月，郭嵩焘以年迈之躯，忍辱负重，离开北京，由上海启程赴美，踏上了中国近代第一任驻外使臣（公使）之途，开始其艰难的外交生涯。光绪四年（1878），奉命兼任出使法国大臣，以后往来于伦敦、巴黎之间，但以驻伦敦时间为多。出使期间，他学习英语，潜心研究西方政教风俗，对西方有了实际考查，承认“西洋制民以法”，为“有道”，对国内的顽固守旧派不切实际的愚昧行为更加痛恨，斥责他们是非颠倒、好坏不分。他针对西方的鸦片输入，向清廷提出了具体禁烟措施。他在出使期间看到华侨在海外饱受欺凌，生活艰辛，乃上疏清廷，请求在新加坡等地设立领事，保护侨民，他的主张得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支持和采纳，光绪四年（1878年），中国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其后，中国先后在华侨聚居的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亦设置了领事馆，一定程度保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他关爱海外留学生，严复当时留学英国，很得郭的赏识。两人常论析中西政制异同，往往日夜不休。他说“与严又陵谈最畅”，说“其（严复）言多可听者”。在出使期间，郭嵩焘还不顾“聚诃丛骂”，将自己在赴西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见解记载下来，写成《英轺随笔》（又名《使西纪程》）一书，该书称赞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批评中国的士大夫不明时势、不通外情，虚骄自大、愚昧守旧，认为中国应当认真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亦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之”。该书寄回国内呈交总理衙门，一则希望能够帮助封建统治者对西方的强大有一个较全面而具体的了解；二则希望能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争取培育出一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但该书刊刻后，引起轩然大波，封建士大夫群起攻之，斥之为卖国贼，在保守舆论的压力下，该书被毁版，禁止流行。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主动接触西方文化，努力融入西方世界的行为也遭到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诋毁。新旧之争，加之和郭嵩焘性格的不和，刘锡鸿对郭嵩焘横加陷害，上书参劾郭嵩焘在西方的行为有辱天朝上国的尊严，故意污损郭嵩焘名节。郭嵩焘忧病交加，坚决辞职。光绪四年七月（1878年8月），朝廷诏命撤回郭嵩焘，以曾纪泽继任出使英、法大臣。光绪五年正月初十（1879年1月31日），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近代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外交使节郭嵩焘，出使未满三年，就卸任东归。回国后，他托病辞官，径回乡里，其后坚决拒绝出仕，自称：“仿诸王右军之誓墓，期使诸君不复相强”。

虽然不再为官，但他仍然是“昔贤有忧患，恐惧失初心。”他不忘向朝廷提出自己对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看法和建议。中俄伊犁交涉时，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国际法知识，向朝廷提出解决伊犁问题的六条建议，主张对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直接了当地驳回，但他反对急言用兵。疏上，朝廷甚为重视，最后基本按他的意见解决了伊犁争端。

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不为时人所知的苦闷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时年七十有三。郭死后，知郭颇深的李鸿章奏郭之学行政绩，请宣付史馆立传，并请赐谥。但清廷以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为由，未予批准。但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罪，后人自有公论，如他自己临终前不久自题小像诗中所言，“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富，已刊著作主要有《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英轺纪程》、《罪言存略》、《湘阴郭氏家谱》、《湘阴县图志》、《礼记质疑》、《中庸章句质疑》、《大学章句质疑》、《史记札记》、《玉池老人自序》和《郭嵩焘日记》等。

摘自《清代宣南人物事略》

张 百 熙

沈素敏

张百熙，字野秋，亦作冶秋。道光二十七年（1847）生。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张百熙中二甲进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历任山东学政、典试四川，受命南书房行走，后来迁侍读、国子监祭酒、广东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督御史、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职，是清末朝廷重臣。曾住于宣南坊盆儿胡同。胡同北侧西段的岳云别墅，是张百熙的祠堂。

张百熙生于鸦片战争以后。当时，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中国战败的耻辱，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他从小就萌发驱逐列强的强烈意念。张百熙又出生于诗书世家，书香门第，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在国势日危之际，经史中无数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先贤忠烈的形象更加激起他见贤思齐的愿望。从而立下读书报国的宏愿。“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正是这一时期他的精神写照。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张百熙屡陈兵事，就集结兵力以便接济、集兵京师择要布防、捐助军输以资战守、严密筹防拘治奸细等先后上书10余次，积极主战，这些上书大都被皇上采纳。清军节节败退，张百熙又上疏弹劾李鸿章作战不力，一意妥协，从而贻误战机。还上奏反对大办慈禧六十大寿庆典，主张“庆寿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

戊戌变法期间，张百熙对康有为提出的变法主张深表同情，并曾极力举荐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戊戌政变后，张百熙因为举荐康有为被革职留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的一切事务。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草创，诸事刚刚开始，又经俄兵德兵侵占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被毁坏得荡然无存。因此，此时受命的张百熙实际上肩负着恢复和重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

上任以后，张百熙立即对京师大学堂的现状做了调查研究，并于受命当月即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陈明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在奏疏中，提出制定制度、广购图书仪器、设译书局、增建校舍、宽筹经费五条具体建议，这个奏折当天即被批准。张百熙还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报清政府批准颁行。因这一年是我国农历“壬寅”年，时称“壬寅学制”。这些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养学堂章程等。它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规定的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至大学的一套系统的完整学制，从此，中国办学堂开始有了可资遵循的统一标准。为把大学堂切实办好，他十分注意聘请教习，尤其重视物色总教习的人选，认为京师大学堂造就人才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延聘吴汝纶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他还坚决主张选派学生赴东西洋留学。学生出洋时，他亲自送至车站，殷殷以“宏之大业”相勉。

张百熙筹办京师大学堂时，由于重用比较开明和进步的学者，因而遭到顽固派的猜疑和反对。正当张百熙倾心竭力管学办学之时，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并加派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这样，管学大臣由一人添为两人。张百熙趋新，荣庆守旧。《清史稿》荣庆传曾说：“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之”，对张多方掣肘，张百熙难以施展他的兴学抱负。
光绪二十九年，清廷派张之洞会同荣庆、张百熙重订章程，随即由张之洞主持完成了章程的修订。此即《奏定学堂章程》，因批准公布于癸卯年，被称为“癸卯学制”。此次所定学堂章程与前钦定学堂章程相比，不仅完整系统，而且对于实业学堂和师范教育予以应有的重视，这对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起了规范作用。

张百熙一生曾担任多种官职，在他为官的30年中，多次管理学政与教育事业相涉，对清末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百熙在京逝世，终年六十岁。

张百熙的教育主张散见于他任管学大臣时上奏清政府的奏折，如《筹办京师大学堂章程疏》、《奏举大学堂总教习折》、《奏请将国子监归并大学堂折》、《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等，以及由他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

摘自《清代宣南人物事略》

杨 守 敬

杨守敬，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又作星吾）；晚年因在黄州东坡雪堂旁筑书楼“邻苏园”，故又别署邻苏老人。湖北宜都县（今枝城市）陆城镇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一生整理古籍，专注学问五十余年，在历史、地理、版本、目录、金石、书论等学科中享有盛誉，当代日本书道界更把他奉为传灯之祖。

杨守敬生于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839年5月27日）。杨氏原籍和州（今安徽和县），因先世助明开国有功，被封为武略将军，以千户候出守枝城。杨守敬祖父、父亲均在家乡经商为业，开设多家店铺。守敬四岁时，其父因操劳过度得“咯血疾”而卒，所以青少年时代主要由祖父和母亲教养。

杨守敬自幼受到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又在祖父的严教下习商。他资质聪颖，且天性嗜古，据其自订《邻苏老人年谱》记载，五岁时即于数钱中摘捡古钱而弄之。八岁入私塾，九岁学作文，十一岁时，受祖父之命，辍学习商，但好学之性不改，白天在店经营，晚上则灯下诵书习文。十四岁起又出馆读书，先后从师数人。在乡居读书期间，余杭人郑兰避乱宜都。一日曝书，杨守敬见其收藏的《六严舆地图》，借而描绘，由此深爱之，于是决心专治历史地理。

同治元年（1862）七月，杨守敬应乡试，考中第八十名举人。次年正月即由陆路进京参加会试。寓荆州会馆（坐落在北京南城今崇文区东珠市口路北）。在此守敬结识了潘存（字儒初）、邓承修（字铁香）两位学者，其中与潘存往还尤密，论文讲艺，临池摹写，罕有虚日。杨守敬在京，生活时有拮据，潘存节省相助。受其影响，守敬对金石学发生浓厚兴趣。
同治四年（1865），守敬再次入都应会试，仍寓荆州会馆。是时，张之洞为翰林，提倡风雅，大会天下名流于城南陶然亭，守敬亦在被邀之列。守敬以为迹近标榜，不赴。三月会试，荐而不售。四月，考取景山官学汉文教习。其后，邓铁香招守敬住其寓中。及铁香告假归粤，乃就东草厂胡同（今北京前门外草厂七条胡同）苏次屏（维翰）家馆，教其子读书，因其子性拙，读书无进境，而铁香返京，乃力辞次屏馆，仍住铁香家。

从同治四年至光绪六年（1880）渡海赴日之前，杨守敬一共入都4次，参加过5次会试，虽未获中，但广泛结交京城学术界人士如谭献、李慈铭、何如璋等，特别是与潘存、邓承修常相往来，探讨学问流别、作文写字诸问题。在潘、邓的影响下，他频繁地前往厂肆，尽其所有购买了大量碑版、古籍、抄集碑帖目录，甚至亲自墨拓碑文。数年间，所搜求的书籍碑版已盈箱累箧，在京师学界也颇有名气。

光绪六年，杨守敬从黎庶昌随使日本，他以金石学家的癖好，带去了数以千计的珍贵藏品，包括碑帖原拓、汉印、古钱币等。正是这一纯属个人爱好的奇特举动，在当时的日本书坛引来了一连串出人意料的反响。他给日本带去了既古老又新鲜的碑学，使日本书道界在较封闭的帖学领域之外，看到了书法的另一新天地。很多名家从帖学转向碑学，使书风大变。当时被誉为日本书坛“三驾马车”的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都以投入杨守敬门下而引以为荣。日本书法史家木神英山将杨守敬的书法理论对日本书坛的影响比作“杨守敬旋风”。驻日期间，他致力于国内散佚图籍及唐

善本书的搜集整理工作，著有《日本访书志》等书，还影印过《留真谱》及《古逸丛书》。
归国以后，杨守敬历任黄冈教谕、黄州教谕，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及勤成、存古两学堂的总教长。光绪十一年（1885）被聘编纂《湖北通志》，专修沿革一门。次年，与门人熊会贞同著《隋书地理志考证》。光绪十四年（1888），修建黄州“邻苏园”藏书楼。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汉书地理志补校》、《日本访书志》等书。光绪三十年（1904）刻《水经注图》。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禹贡本义》，重订《历代沿革险要图》，从而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几部著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举为礼部顾问官。辛亥革命后，避居武汉、天津、上海，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参议院顾问，次年卒于北京，终年七十七岁。

徐 松

徐松，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尤精于西北地理。乾隆四十六年（1781）生，祖籍浙江上虞，后侨居大兴，遂为大兴人。

徐松幼时随父仕宦京师，问业钱塘吴锡麒门下。乾隆五十四年（1789）应童子试，取入邑庠，补弟子员。

嘉庆五年（1800）参加恩科乡试，中举人。嘉庆十年（1805）应会试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一名，改庶吉士，主考官为朱珪。

嘉庆十三年（1808），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当时总管书房的大学士董诰因为徐松文才兼备，倍加重用。一切应奉文字均由徐松撰写。嘉庆十四年（1809）奉诏纂辑全唐文，入全唐文馆。抄《河南志》、《宋会要》、《中兴礼书》。次年充文颖馆编纂，校书之余，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问之《长安图》，成《唐两京城坊考》5卷，同年简湖南学政。

嘉庆十七年（1812），为御史赵慎畛所纠，谪戍伊犁。伊犁将军松筠素知松之才能，因命其修订《西陲总统事略》，并允许其“周历南北二路，再加考订”。徐松遂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正月从伊犁出发，亲自到各城了解情况，周历南北二路。所至之处，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邻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人等，一一交谈，了解当地情况，记录了西域的山水及风土人情，在此基础上写成《伊犁总统事略》12卷及《西域水道记》5卷。

嘉庆二十四年（1819），徐松蒙恩释放回京。次年冬，由松筠将《伊犁总统事略》进呈，道光皇帝特为之作序，并赐名《新疆识略》，交付武英殿刊行。同时，召见徐松，因奏对时对西域情形非常熟悉，被赏内阁中书。

道光九年（1829），刻成《汉书西域传补注》，张琦为之作序。道光十六年（1836），选授礼部主事。十八年升铸印局员外郎，撰写《唐登科记考》3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授江西道监察御史，转掌江南道。二十四年（1844），任陕西榆林知府，因与陕西巡抚李星沅不合，后乞病回京。病愈后，于二十六年（1846）补榆林府知府，后历护延榆绥道，再署潼商道。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初一日卒于北京，享年六十八岁。

徐松一生，有30年居住在顺治门大街（今宣武门外大街），厅事前有一参天古槐，曰“荫绿轩”，其读书处曰治朴学斋。他在此与龚自珍、吴葆晋等众多当朝名士相往来。尤其是从塞外归来之后，名躁一时，往来者无不相见恨晚。尤其是精于地理之学的沈垚、张穆等，常来此处与徐松炊饼、饮酒、讨论西北边疆地理。沈垚在道光十四年（1834）至北京后原居于徐松家中，两人相交甚厚，多次就《唐两京城坊考》和《河南志》进行讨论（沈垚的《落帆楼文集》中有多次记载）。沈垚临终之时，徐松亦亲自到全浙会馆（今宣武门外下斜街路西39号）看望，并为之操办后事。

徐松学识渊博，撰述颇多，其流传下来的撰著书目主要有：《新疆识略》12卷，《新疆赋》2卷，《西域水道记》5卷，《唐两京城坊考》30卷，《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新斠注地理志集释》16卷，《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宋三司条例考》、《明氏实录注》1卷，辑有《宋中兴礼书》24册，《宋会典》500卷，《河南志》3卷，《宋元马政考》1册。

摘自《清代宣南人物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