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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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纾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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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穆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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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鸿 藻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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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乾隆盛世”达到顶峰，进入嘉道之际，则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历时九年之久，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竭力开拓市场扩张殖民地，横行于世界。面对世界巨变，清王朝却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不思变革，固守封建专制制度，最终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下，不得不被迫打开国门，最终沦为任凭西方列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令人痛心的悲剧。 十八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中国早已提前两个世纪跨入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而中国还维持着封建专制统治，停留在农业自然经济社会。面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壁垒，西方工业品很难找到市场，屡屡亏损。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每年仍旧出超银二三百万两以上。于是，在英、法、美政府的支持下，外国商人便开始利用走私鸦片这种商品，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使鸦片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200万以上”，遍及达官贵族、官兵百姓各个社会阶层。鸦片的大量走私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的局面，造成白银大量外流。“1821至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严重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在清朝政府内部围绕着鸦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变通处理折》，主张“仍用旧制，准予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取消对鸦片输入的禁令。而鸿胪寺卿黄爵滋于1838年6月则向道光皇帝上禁烟疏，痛陈鸦片的种种祸害，主张严刑峻法，务期根绝烟患。道光皇帝命各省督抚大员复议。黄爵滋的禁烟主张得到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苏廷玉等的支持。1838年9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痛切陈述：鸦片之害”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使道光皇帝大为震慄，遂于同年11月命林则徐进京，商计禁烟方略。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不久，林则徐就离京出宣南广宁门赴任，从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变革的序幕。在这一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关头，坚定的和林则徐站在一起的有龚自珍和魏源等。他们是宣南爱国士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为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为倡导学习西方探索救国道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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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汉 魏源，原名邦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15岁考中秀才，20岁时被选为拔贡。其父曾做过巡检、主簿之类的小官。嘉庆十九年（1814）随父来京，得识胡承珙、刘逢禄等著名学者。初寓胡承珙的“瘦藤书屋”，后寓宣南“藤阴书屋”。他先后结识龚自珍、林则徐、张际亮、姚莹等，相互切磋学问，议论时政，并与龚自珍一起师从刘逢禄习今文经学，刘主张经世致用，龚、魏治学之道深受其影响，魏源的治学基础实源于此。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一同参加会试，均未中第。刘逢禄当时也是考官之一，认为他们的文章出众，力荐未果，刘逢禄深感惋惜，著诗称：“之江人文甲天下……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赏誉之盛，于此盖见，及是学者复称龚魏。龚自珍对自己的同窗挚友也赞扬备至，曾为魏源的居所洁园题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魏源在宣南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忧国忧民之心，力图推动社会变革的共同思想，把林龚魏凝聚在一起。时人称誉魏源为“能言能行之大思想家。而非放言高论以骇俗者。”鸦片战争打了败仗，他痛心疾首，仿照白居易的乐府诗写成《都中吟》：“人海缁尘无处浣，聊凭歌舞恣消遣。”抨击京都上下仍旧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魏源既有诗人的爱国情怀，更富有政治远见，是他首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以林则徐遣戎新疆途中交给他的《四洲志》为基础，广事搜寻、补充，撰成《海国图志》100卷，系统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情况，他和林则徐成为我国最早放开眼界看世界的人。 《海国图志》这部中国首倡向西方学习的巨著，对此后的洋务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在洋务运动中真正付诸实践，从而启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车轮。在十九世纪前叶，林龚魏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至今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仍是温家宝总理的座右铭；龚自珍的著名诗篇：“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仍是激励焕发改革者斗志的有力的强音；魏源倡导学习西方的思想，仍是当代中国与时俱进中待解的一个重大课题。林、龚、魏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者、先驱者，他们是宣南爱国士人的杰出代表，理应大书特书，标榜于宣南文化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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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原名群玉、秉辉，字徽，又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晚号六桥补柳翁、践卓翁及蠡叟等，学者常称其为闽侯先生。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52年1月8日）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一个小商人家庭。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 林纾出身贫微，十一岁跟同县薛则柯先生学习古文，培养了学习兴趣，曾以“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为座右铭。十六岁到台湾并渡过三年时光。十九岁因祖父母及父亲相继故去，家境更是凄凉。二十岁起患肺病，10年间发病十余次,常咳血，但他仍坚持苦读,“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他不仅博览群书，还向温凌陈又伯学画，纵情诗歌，乡人视之为“狂生”。毕生力学，反对好游，认为“力学是苦事，然如四更起早，犯黑而前，渐渐向明；好游是乐事，然如傍晚出户，趋凉而行，渐渐向黑”。林纾早年的刻苦为其以后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光绪八年（1882），林纾中壬午科举人，此后，终其一生，7次赴会试皆落第，遂抛弃入仕之念。其后虽有多次入仕机会亦尽皆放弃。二十一年（1895）林纾北上京师，与陈衍、高凤歧、卓孝复等上书，抗争日本占我辽东、台湾、澎湖诸岛一事。二十四年（1898）春北上京师，见到林旭，谈论变法维新之事。二十七年（1901）林纾以布衣身份到京师入金台书院讲习，自此留寓北京二十余年，先后在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闽学堂（旅京闽人所建，以宣武门外福建会馆为校舍，在今宣武门外大街南头路西，老门牌64号）、高等实业学堂、正志中学、励志学校和孔教大学任教。林纾在各校任教的时间往往交错，一生从事教学，即使是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到励志学校、孔教大学授课，足见其勤勉。其间虽几度中断教学，然终未脱离教书生活。 林纾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都后，长期旅寓宣南，其具体寓址不详，林纾年谱及《畏庐诗存》中亦无明确记载。赵洛《林琴南的室名别号》一文中，从林纾友人黄秋岳和陈声聪《兼于阁诗话》的记叙中考证，认为“他京寓书斋在宣南校场头条。这里离他初来京供职的五成学校（今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师范大学附近）很近。林纾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从1901年来京到1924年逝世”。《燕京访古录》则记：“顺治门外永光寺街，有畏庐在焉，吾师林琴南先生故居也。先生侨居北平三十余年，终老于此。其门楹有书联云：‘扪心只有天堪恃，知足当为世所容’。盖自况也。”林纾居京期间，交游甚广。与礼部侍郎郭会炘晤于京师榕荫堂（宣武区福州新馆内，骡马市大街旧门牌35号），郭推荐林纾取备特科，林纾不赴试。三十四年（1908），御史赵启霖纠劾亲贵被斥归，林纾集同志在宣南龙树院为之送行。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沈瑜庆在陈宝琛家中宴请林纾、梁鼎芬等人。 林纾的大半生都是在著译和绘画中渡过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妻子亡故，中年丧偶，郁郁寡欢。此时从法国归来的王子仁（号晓斋主人）与之相遇，曾提起巴黎小说家中仲马父子最知名，《茶花女》尤为小仲马极笔，引起林纾极大兴趣，于是与之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译笔凄婉有情致，内容新鲜，轰动一时。从此林纾走上了翻译外国小说的道路。二十九年（1903）林纾在京师译书局主翻译，与魏易合作译书，伍昭扆在林纾宣南寓所春觉斋中见之，二人讨论欧美文学，林纾叹息年老未能学习西文。因为林纾虽然是翻译家却不懂西文，译书全靠别人口述，其译笔速度惊人，“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口译者话音刚落，他的译文就写好了。其作品来自英、美、俄、西班牙、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大小仲马、狄更斯、雨果等一大批世界名家。林纾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由于林纾不懂西文，翻译时难免出错，误译、漏译情况也都存在，而且他还翻译了一批二三流的作品，但是他的许多译作和翻译使用的语言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使用，所以不能否认林纾在近代译书事业上的巨大贡献。除此以外，林纾还自行创作长篇小说《金陵秋》、《京华碧血录》、《官场新现形记》、《劫外昙花》、《巾帼阳秋》等多以国事爱情相互交融的作品。同时还创作以社会事件为题材的戏剧《天妃庙传奇》、《合蒲珠传奇》、《蜀鹃啼血》等。但这些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多不够成熟，影响也远不如其翻译小说。 林纾喜欢古文，尤宗韩、柳，少年时博览群书，中年后读书惟有诗、礼、左、史、南华及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其论文体现意境、识度、气势、神韵，文必已出。林纾在五城学堂与吴汝纶共论古文，吴称其文“遏抑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论文遵桐城，但他是不承认自己有文派的，一次康有为问他为何学桐城派，林纾很不高兴。他毕竟是个小说翻译家，注重《史记》、《汉书》对人情事态的逼真描写，敢于冲破桐城不以小说语入文的文律，成功地将古文运用在翻译西洋小说之中。林纾喜欢吟诗作画，宣统三年（1911）与樊增祥、罹惇曧等在宣外南横街集为诗社，聚会也多选宣南胜地，林作画，众系以诗。林纾擅画，虽年老亦伏案作画不辍。闽中一带水灾，林纾将卖画所得百金助赈。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林纾以“清处士”自居，度其晚年。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一日（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于馆舍之中，年七十二岁。他留下的译作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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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国存
张穆，字石洲，又字石舟、硕洲、颂风，初名瀛暹，别署季翘、惺吾等，晚号靖阳亭长，山西平定人。生于嘉庆十年（1805）。父敦颐，字复之，嘉庆十六年进士。张穆父母早亡，嘉庆二十三年（1818）与继母至京城通州投靠舅父莫宝斋。 张穆自幼勤敏好学，道光八年（1828）科试考取第一名。道光十一年（1831）举为优贡生，随即赴京。在京期间，结交何秋涛、何绍基、程恩泽等学者，互相砥砺，交流学问，交往笃厚。当时著名西北边疆地理学家徐松住在顺治门大街（今宣武门外大街），其读书处名曰治朴学斋，环境幽雅，张穆常到此与徐松饮酒，畅谈西北地理。① 道光十九年（1839），张穆应顺天乡试，因刚直豪放，不随时俗，携酒入闱场，激怒监考官，被诬夹带而逐出考场，并不得再次应试。张穆十分气愤，加之对科举考试压抑人性的痛恨，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绝意于功名仕途，“于是侨居宣武城南，闭户著书”，②潜心学术研究。 张穆才华出众，不仅擅长地理、历史，明训诂，善书法，而且对自然学科中的天文、算学、水利、海运等也精心研究，务求通达。一时成为与魏源齐名的学者，名满京城。国子监祭酒程恩泽曾赞叹说：“东京崔、蔡之匹也”。③阮元也称其著述为“天下奇作”。④名卿巨儒和一般士子纷纷以文辞求正于张穆，他不分名位,对求教者一视同仁，尽心指导，直言不讳。其书法劲逸冠绝，时人得之，视为珍宝。 张穆爱好学术，嗜好读书，在京期间常常去宣武城南的琉璃厂搜购、阅览书籍。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康祺同治初入京，厂肆书贾，齿稍宿者，多为余言：愿船、石洲，嗜书之笃，校书之勤，于古书源流本末，若数其期功中表之周亲，纤悉靡不洞晓，若嫌余生晚，不获与诸君奉手者；余亦为之怃然。”⑤其嗜书之好，于此可见一斑。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清军一败涂地。退居书房研究学术的张穆仍十分关心时局。他尖锐抨击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指出：若让外国人在中国建屋盘踞，将导致其借机吞占中国土地。他极力称赞沿海人民群众自发抗英的爱国精神，提倡实学，鼓励人们研究望远镜、火轮船、测天仪、水车等新式器物，主张培养有一艺、一技之长的人材。 张穆极为推崇顾炎武，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与何绍基向各方募捐钱款，为顾炎武在其生前所住过的报国寺（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报国寺前街）西院修建了顾炎武祠，以纪念这位伟人。⑥ 时任内阁学士的祁寯藻是张穆的同乡和姻亲，十分器重其学识人品。1845年祁寯藻把其父祁韵士的著作《皇朝藩部要略》交给张穆编校。此书对张穆颇有启发，使他对内外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着手研究西北史地，撰写《蒙古游牧记》一书，几易其稿，直至逝世时，仅完成前十二卷，其余四卷由好友何秋涛编校补充并加以注释，同治六年（1867）由祁寯藻首次刊行。此书一改过去写史忽略近代的倾向，注重记叙当时所发生的边疆问题，创新了史志体例，推动了研究边疆地理的学风，影响极大。 由于家事国事的纷扰，加之辛劳著述，积劳成疾，张穆不幸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逝世，享年四十五岁。死后，其生前友好敬佩其学术建树，道德操守，特在其生前主持修建的顾炎武祠（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报国寺前街）内设位入祀。⑦ 张穆一生著述颇丰，除《蒙古游牧记》外，还有《延昌地形志》、《顾亭林年谱》、《阎潜邱年谱》。 注释：
摘自《清代宣南人物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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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碧荣 李鸿藻，字季云、寄云，号石孙、兰孙、砚斋。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正月初一（1820年2月14日）生于广西贺县署中。祖籍直隶高阳（今河北高阳）。祖父李殿图，字桓符。官至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安徽、福建两省巡抚，生父李辙通，字尊轩，号曙楼，曾任广西贺县知县等职。 道光三年（1823），李鸿藻随母亲移居北京，住绳匠胡同（又称丞相胡同，今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胡同）。① 道光十年（1830）秋，父亲李辙通将去广东，携李鸿藻至天津外婆家，由舅舅授业，开始读四书五经。道光十八年（1838）赴保定府应童子试，补生员（秀才）。二十三年（1843），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次年（1844）中式第七十名举人，正考官为杜受田。二十五年（1845），会试荐卷未中，李鸿藻离京赴杭州。道光二十九年（1849），纳官中书。迎父母入京。在杜受田家中当老师。 咸丰元年（1851），考取军机章京记名。咸丰二年四月（1852），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名贡士，选庶吉士。咸丰三年四月（1853）散馆，授编修。咸丰四年九月（1854），充补功臣馆纂修官。咸丰五年四月（1855）奉命在上书房行走。七月，典山西乡试副考官。十二月，丁本生父忧，直到咸丰七年（1857），服阙命仍在上书房行走。七月提督河南学政，任职三年。 咸丰十年（1860），李鸿藻进京充大阿哥师傅，与祁寯藻、翁心存、倭仁在弘德殿授皇子读书，编修治平宝鉴。此后，升迁较快。五月擢为侍讲，十一月转侍读，十二月，授国子监祭酒。1864年擢内阁学士，军机大臣学习上行走。两年后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其养母去世，他要求回乡守制，但没有得到恩准，因为年轻的皇帝只有在他的指导下才能专心读书。李鸿章极力陈情，最后终于获准回乡守制两年。 同治七年（1868）十月服阙，李鸿藻再次供职在弘德殿军机大臣上行走、署礼部左侍郎。同治十年（1871）七月擢为督察院左都御史。八月授工部尚书。曾上书反对费巨金修复圆明园，认为“不应虚靡奴糈，为此不急之务”，经他极力争论，修园之事终得停止。九月，同治帝大婚礼成，加李鸿藻太子少保衔。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行三年考绩，为嘉奖李鸿藻以及大学士文祥、吏部尚书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辅佐之功，均交吏部议叙。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染病不能治事时，一切有关国家大政的奏章均由李鸿藻代为批答。 光绪元年（1875）二月，李鸿藻充实录馆总裁。光绪二年（1876），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他以清流议政，名重京师，形成了以李鸿藻、张之洞、张佩伦、陈宝琛等人为首的大胆纠弹官吏、批评时政的清流派。光绪三年到六年（1877－1880），李鸿藻因生母病逝回籍丁忧。守制期满，李再次供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光绪六年（1880）策动清流派大臣弹劾洋务派李鸿章，反对崇厚擅订《里瓦吉亚条约》，清廷最后议决，治崇厚擅订之罪，另派使节改约。光绪七年（1881）正月，授兵部尚书。六月，命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八年（1882）调吏部尚书。中法战争中军机大臣因对法国和越南问题上处置不当而受责，李鸿藻被调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降二级使用。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李鸿藻再被起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月，署吏部左侍郎。十一月，授吏部右侍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授礼部尚书。时黄河在郑州决口，又奉命前往郑州督办河工事宜。李鸿藻虽作了很多努力，但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十四年（1888）七月以督率无方，革职留任，降为三品顶戴。直到十二月，才开复革职留任处分。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充会试正考官、兼署督察院左都御史。光绪十八年（1892），以礼部尚书兼署刑部尚书。光绪十九年（1893），以礼部尚书兼署刑部尚书。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侵略朝鲜，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藻参加廷议，积极主战，弹劾李鸿章畏战求和贻误军机的罪责，并极力呼吁起用恭亲王奕訢，主持对日战争。十月，补授军机大臣。战争爆发后，中国陆海军接连败北，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藻深感中国军队腐朽，朝内外要求军事改革的呼声高涨，李鸿藻保荐德将汉纳根与胡燏芬编练新军。而后，李鸿藻又同兵部尚书荣禄向朝廷推举袁世凯接替定武军在天津小站正式创建新建陆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李鸿藻再次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因病乞假。十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补吏部尚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李鸿藻病逝于北京寓所，谥号“文正”。 李鸿藻有三子，均出生于绳匠胡同。长子兆瀛，早亡；次子焜瀛，字符曾，官至邮传部侍郎。三子煜瀛，字石曾。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又创办中法大学任该校理事长、校长。还担任过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院长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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